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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3-05-24

莫言的成功在于向经典致敬

1999年,作者(右)在中国作协全委会上与莫言的合影。 (照片由马瑞芳提供)

 

马瑞芳

 

         在当下恶搞、颠覆、解构盛行的文化生态中,经典对我们来说意味着什么?

         莫言获诺贝尔文学奖,又带给人们哪些文化启示?

        《解放周末》约请山东大学教授马瑞芳撰写此文,独家发表,以飨读者。

 

        ■ “问我师从哪一个,淄川爷爷蒲松龄”

        去年年末,国人的 “诺奖情结”因莫言而极速升温。在结果揭晓前,国外还有博彩公司赌这一届文学奖得主到底是村上春树还是莫言。网上传:日本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大江健三郎并不看好村上春树,而看好莫言。我由此想起2008年听崔永元讲过的一桩趣事:村上春树在日本有很多粉丝,但大江健三郎并不太欣赏他。有次两位作家相遇,大江健三郎主动和村上春树打招呼说,请给签个名!村上受宠若惊。大江赶紧板着脸声明, “这是替孩子要的,不是我自己要的!”

        我家 “家长”牛运清教授 (编者注:作者丈夫)研究当代小说,我研究古代小说。我们也在议论哪位作家能得诺奖。自从2006年看过 《生死疲劳》,我看好莫言。

        诺贝尔文学奖公布那天, 《新闻联播》刚一开始,我就对 “家长”说: “你信不信?莫言肯定获奖!他的作品有民族性,而民族性就是世界性;他像福克纳一样有自己像邮票大小的故乡——高密东北乡;他想象力丰富而且传承了 《聊斋》。如果记者采访,我还想说2007年咱们跟莫言一起吃饭时我说的话:莫言,你的问题不是能不能得茅盾文学奖,而是你具备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潜质。”

        2007年跟莫言一起吃饭,莫言对运清说起了他写人物的体会,就是把好人当坏人写,把坏人当好人写,把自己当罪人写。运清帮莫言 “上纲上线”道: “这就叫艺术辩证法。”

        新闻里一播出莫言获奖的消息,我就赶紧把手机关了。第二天发现有好多未接电话和信息,都是记者要求采访谈莫言的。我凭经验躲过了第一波 “莫言热”,但还是没躲过下一波,而且那次居然是莫言无意中把我 “牵扯”进来的。

        常州市委宣传部王志新打电话请我去讲一讲 《诺贝尔文学奖和 〈聊斋志异〉》。他说,想到做这个报告也是受莫言的提醒。原来他查到,有一次莫言在淄博做报告时说:“我的《生死疲劳》开头写一个人在地狱鸣冤叫屈。我写时就想用这样的方式向祖师爷蒲松龄致敬。北京的批评家看不出来,马瑞芳老师一眼就看出来了,她说,莫言你这是向蒲老先生致敬呢。山东有位作家批评我装神弄鬼,我写了首打油诗回应,‘装神胜过装洋葱,弄鬼胜似玩深沉。问我师从哪一个,淄川爷爷蒲松龄’。”

        听了这段趣闻,我对常州的朋友说,文学创作和研究是 “铁路警察各管一段”。当代文学评论家看不出 《生死疲劳》和 《聊斋》的渊源,可以理解;我研究 《聊斋》几十年,自己又写小说,要是我也看不出来,岂不是比狗熊它妈还笨?

 

        ■一个人的学问并不在于他得到了什么学位,而在于他所掌握的知识

        其实山东大学最有资格谈莫言的,并不是我,而是我称之为 “小贺”的贺立华教授。他早在莫言起步阶段就和莫言交往密切,做有关莫言的资料收集和专题研究,因此还曾颇受非议。 2001年贺立华开始跟莫言合带研究生。贺立华是有心人,他居然保留着2006年我谈莫言文学的一封电子邮件,而我自己早就忘了。

        我在信里写:“小贺:我和牛老师这两天认真地看了莫言发表在 《文艺报》上的长文,牛老师说,‘莫言越来越像大师了’。莫言在我眼中本来是个没有多少学问却相当有才气的作家,现在看来我当初的看法是有成见的。莫言很喜欢学习而且很善于学习。一个人的学问并不在于他得到了什么学位,而在于他所掌握的知识。莫言好学深思,既学今亦学古,既学中亦学外,这样的作家才会有大出息。刘白羽是这样的作家,莫言也是。”

        贺立华把我的信转给莫言,把莫言的回信转给我。可惜当时因为我的信箱容量太小,没收到。时隔6年,贺立华将这些通信又发给我。我看后对运清说: “我还以为当年我是因为看了 《生死疲劳》大发议论,原来不是。没想到是你预言莫言越来越有 ‘大师像’,并不是我。哈哈!”

        2006年让我们对莫言刮目相看的,其实是他在大江健三郎来华时与中国作家举行的座谈会上的发言,从发言中可以看出莫言的阅读范围、美学追求和创作趋向。比如他说:“大江先生不是那种能够躲进小楼自得其乐的书生,他有着像鲁迅那样的疾恶如仇的灵魂。他的创作,可以看成是那个不断地把巨石推到山上去的西绪福斯的努力,可以看成是那个不合时宜的浪漫骑士堂吉诃德的努力,可以看成是那个‘知其不可为而为之’的孔夫子的努力,他所寻求的是 ‘绝望中的希望’,是那道 ‘透进铁屋的光明’。这样一种悲壮的努力和对自己处境的清醒认识,更强化为一种不得不说的责任。”

        短短一段话,集纳了多少信息?希腊神话、西方经典作家、孔子、鲁迅。莫言总结说,大江先生勤奋好学,博览群书,立志 “创造出和已有的日本小说一般文体不同的东西”。他写作新小说时只考虑两个问题,一是如何面对所处的时代;二是如何创作唯有自己才能写出来的文体和结构。这难道不正是莫言的追求?

 

        ■“我从蒲松龄先生身上学习到的,就是要从古典文献里面汲取创作的营养”

        莫言在诺贝尔文学奖授奖仪式上自称是 “讲故事的人”,深受故乡讲故事前辈蒲松龄的影响,他说,“我是他的传人”。

        莫言致辞讲的最后一个故事大意是,8个外出打工的泥瓦匠为避暴风雨躲进破庙。天空雷声紧、火球滚,空中似乎还有吱吱的龙叫声。有人说,我们中肯定有人做了亏心事,咱们把草帽丢出去,哪个人的草帽被吹走,哪个人就出去接受惩罚。草帽丢出去之后,只有一个人的草帽被吹走了。另外7个人把他抬起来,丢到庙门外。此人刚被扔出,那座破庙便轰然坍塌。

        这个故事的范本是《聊斋》故事《孙必振》,英文版译作《东方的约拿》:“孙必振渡江,值大风雷,舟船荡摇,同舟大恐。忽见金甲神立云中,手持金字牌下示,诸人共仰视之,上书‘孙必振’三字,甚真。众谓孙,‘必汝有犯天谴,请自为一舟,勿相累。’孙尚无言,众不待其肯可,视旁有小舟,共推置其上。孙既登舟,回首,则前舟覆矣。”

        莫言还不识字时,就听爷爷给他讲《聊斋》故事,讲高密老鼠精、狐狸精的故事。他家的线装本《聊斋志异》,都被莫言翻烂了。2010年莫言在一次讲座时说:“几十年前我没开始写作的时候,就知道蒲松龄,童年时期读得最早的也是蒲松龄的小说。”莫言十几岁辍学在家放牛,他有首忆往昔的打油诗:“少小辍学业,放牧在荒原。蓝天如碧海,牛眼似深潭。河底摸螃蟹,枝头掏鸟卵。最爱狐狸精,至今未曾见。”

        莫言的家乡有红高粱,更有文学渊源。清代乾隆年间“高密诗派”影响全国,代表人物李石桐、李叔白、李少鹤都是高密人。“三李”诗是中国历史上寒士诗的杰出代表。高密地方戏曲茂腔(又称猫腔)家传户唱、脍炙人口。高密讲《聊斋》之风尤盛。莫言去台湾演讲,给台湾报纸写《学习蒲松龄》,里面提到:“《聊斋志异》里有好几个故事就是当年我的老老爷爷讲给蒲松龄听的。”后来莫言坦承:“这是我的捏造。”他说,他在农村做社员时参加劳动,常听村人讲妖狐鬼怪故事,后来读《聊斋》发现这些故事都在里面。看来是村里的知识分子读《聊斋》后讲给他们听的。莫言熟悉并赞赏《聊斋》里神鬼狐妖的女性形象,他说,《红高粱》里“我奶奶”这个形象的塑造其实就是因为看了《聊斋志异》才有了灵感。

        2007年,莫言获“蒲松龄短篇小说奖”,他当时在国外,没法去领奖。后来,他给山东理工大学做讲座时念了两首打油诗:“空有经天纬地才,无奈名落孙山外,满腹牢骚无处泄,独坐南窗著聊斋。”“幸亏名落孙山外,龌龊官场少一人,一部聊斋垂千古,万千进士化尘埃。”莫言说:“我不自觉地遵循了蒲松龄先生所一直实践的创作道路,从生活出发,从个人感触出发,但是要把个人生活融入到广大的社会生活当中去,把个人的感受升华成能够被广大的群众所接受的普遍感情。我从蒲松龄先生身上学习到的,就是要从古典文献里面汲取创作的营养。”

        蒲松龄对莫言小说的影响随处可见。《檀香刑》用“狗肉西施”眉娘和“三爹”的关系——亲爹孙丙、公爹赵甲、干爹钱丁——结撰故事,次要人物小甲有特异功能,能看出人物原形:妻子眉娘是白蟒;父亲赵甲是黑豹;县令钱丁是白虎……这些描写与《聊斋》故事《梦狼》何其相似:白翁梦中看到儿子在官衙里站着坐着都是狼;在金甲使者面前,白翁做县令的长子变成猛虎。蒲松龄据此发出“官虎吏狼比比也”的喟叹。

        《檀香刑》师法《聊斋》又不局限于《聊斋》,小说分“凤头”、“猪肚”、“豹尾”三部分,是借用元代乔吉作词法概念;“眉娘”名字借自“武媚娘”,性格像《聊斋》妩媚的恒娘;章前有“猫腔”唱段,像《金瓶梅词话》的写法。莫言学传统不是食古不化,搞杂凑的一锅,而是融会贯通、为我所用。

 

        ■ 《生死疲死》既是小说家写作天才的井喷,又是向经典致敬的标杆

        莫言获诺奖后,西方记者让他向读者推荐一部自己的作品,他推荐了 《生死疲劳》,这非常合乎我的看法。早在莫言因小说 《蛙》而获茅盾文学奖时,我就和担任茅盾文学奖评委会主任的作协主席铁凝在电话里讲过,莫言该获奖的不是 《蛙》,而是 《生死疲劳》。评 《蛙》是评给该得奖的作家,不是评给该得奖的作品。

        莫言的作品是否部部经典?也未必。我觉得 《蛙》稍显单薄并有稍许刻意构思的痕迹; 《丰乳肥臀》稍显芜杂并有滥肆才情的痕迹。我家 “家长”特别欣赏 《透明的红萝卜》和 《会唱歌的墙》,而我认为 《生死疲劳》则是莫言的扛鼎之作。它既是小说家写作天才的井喷 (四十几天写成四十万字小说),又是向经典致敬的标杆。 《生死疲劳》将聊斋式画鬼绘妖、亦兽亦人的奇特想象和 《三国演义》奠定的章回形式融为一体、用以包容当代社会生活,在二十一世纪将中国传统长篇小说构思形式和以 《聊斋》为代表的魔幻理念推向世界。从这个意义上说,莫言不愧是中国小说优秀传统的延续者,是罗贯中、蒲松龄的双重传人。

        莫言多次讲到 《生死疲劳》和 《聊斋》里的 《席方平》有直接联系。 《席方平》是鬼故事,讲席父在阴司受豪强陷害被拷打,席方平愤赴阴司替父申冤,城隍、郡司、阎王殿一级级告上去,各级官吏都受贿,对席用尽酷刑。最后二郎神判案,将阎王殿大小受贿官员绳之以法。

        莫言最早就是在中学课本里看到 《席方平》的,他回忆道: “我大哥考上大学后,留给我很多书。其中一册中学语文课本里,有一篇蒲松龄的小说 《席方平》。尽管我当时读这种文言小说很吃力,但反复地看,意思也大概明白。这篇小说给我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。” “《生死疲劳》一开始就写一个被冤杀的人,在地狱里遭受了各种酷刑后不屈服,在阎罗殿上与阎王爷据理力争。此人生前修桥补路、乐善好施,但却遭到了土炮轰顶的悲惨下场。阎王爷不理睬他的申辩,强行送他脱胎转生,他先是变成一头驴,在人间生活十几年后,又轮回成一头牛,后来变成一头猪,一条狗,一只猴子, 50年后,重新转生为大脑袋婴儿。这个故事的框架就是从 《席方平》里学来的,我就是要用这种方式向文学前辈致敬。”

 

        ■经典永远值得顶礼膜拜,抛弃、解构、歪曲经典是行不通的

        莫言的成功在于向经典致敬,蒲松龄同样如此。

        蒲松龄写 《聊斋志异》的初衷在 《聊斋自志》中表露出来: “披萝带荔,三闾氏感而为骚;牛鬼蛇神,长爪郎吟而成癖。” “才非干宝,雅爱搜神,情类黄州,喜人谈鬼。”一下子讲出来四位经典作家,都是蒲松龄学习的对象:屈原和李贺的执着情怀,干宝和苏轼的写鬼爱好。蒲松龄认为自己才能不如干宝,但特别乐意写 《搜神记》那样的书。其实,蒲松龄正是站在干宝等经典作家肩上,才超越干宝,站到中国古代志怪小说的顶峰。

        《聊斋志异》共492篇。人物栩栩如生、情节波澜起伏的短篇小说占一半,而能从前人作品找到 “本事” (原型)的大约百篇,也就是说,将近二分之一的聊斋小说不是蒲松龄独创,而是改写前人作品。鲁迅先生曾说 《聊斋志异》“亦颇有从唐传奇转化而出者”。蒲松龄改写前人作品一曰出新,二曰求异。或者将前人作品点铁成金,或者对已是名篇的前人作品另辟蹊径,写出别样风情。蒲松龄改写传统题材,有几十篇成为名篇,如: 《画壁》、 《陆判》、 《促织》、《画皮》、 《崂山道士》等。

        蒲松龄特别崇拜 《搜神记》作者干宝,聊斋名篇 《种梨》的本事恰好见于 《搜神记》 “徐光种瓜' ;&+"vHE' ;&+"vH行术于市里,从人乞瓜,其主勿与,便从索瓣,杖地种之,俄而瓜生,蔓延,生花,成实,乃取食之,因赐观者,鬻者及视所出卖,皆亡耗矣。”原本简短的记录,被蒲松龄改写成兴味盎然的故事:乡人在市面卖梨,道士向他讨梨,他不给;好事者掏一文钱买个梨给道士。道士说,我并不是想要梨,我只是想用这梨核。接着像电视动漫一样,种梨、发芽、成树、开花、树叶扶疏,硕果满枝。从道士种梨到梨子满树,道士摘下来送大家吃,再到道士叮叮咚咚地砍树,扛起树干走掉,卖梨人都好奇地当观众,等到他发现道士的梨原来是自己车上的梨再去追赶时,道士已无影无踪,而道士丢掉的树干竟是卖梨人车上的车把! 1848年,英国传教士卫三畏把 《种梨》译成英语,后来被美国人收进 《少男少女丛书》印了一百多版。

        《红楼梦》是经典,更是向经典致敬的作品。宝黛爱情为什么写得那么好?一定程度上是靠借 《西厢记》、 《牡丹亭》之力。宝黛在桃花树下共读西厢,宝玉借张生 “我就是多愁多病的身,怎敌你倾国倾城的貌”向黛玉做爱情表白,黛玉在潇湘馆吟 “每日家情思睡昏昏”,在酒席上不由自主念出 “良辰美景奈何天”、 “纱窗也没有红娘报”。经典常像吉光片羽出现,却可对写人叙事收事半功倍之效。

        《聊斋志异》、 《红楼梦》的作者向经典致敬,写出更杰出的经典。经典永远值得顶礼膜拜,抛弃、解构、歪曲经典是行不通的。几年前,解放日报报业集团文化讲坛请我与几位朋友一起讲 《四大名著的中华文脉》,钱文忠教授说:“有记者问我重拍 《西游记》怎么样,我说只有一条底线,不管怎么折腾,妖魔鬼怪造几个新的也成,就是千万别给唐僧找个妖精女朋友,拜托!”当时惹得全场大笑。哪曾想到,不久后,孙悟空居然跟小白 (白骨精)眉来眼去了。须知,孙悟空可是从石头缝里蹦出来的,无父无母无兄弟,甚至连“性”都没有啊。